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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折衷的方案是总体保持现有的土地征收审批制度，将征地审批主体由国务院与省级人民政府改为国务院土地管理部门与省级人民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即国土资源部与省国土资源厅。

修改《行政监察法》应当博采众长与时俱进 修改《行政监察法》，应当总结法律实施以来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将实践中探索出的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法律，还应该注意从古今中外监察制度中汲取养分。如1810年瑞典的《监察专员法》规定监察的对象包括法官、检察官、公立学校老师、公立医院医生、护士及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

监察范围及职能应当是：检查国家机关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1997年制定、201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以下简称《行政监察法》）在加强行政监督，促进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建设，保持政令畅通，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程序规定过于原则，缺少细化的操作步骤和要求，如第23条虽然赋予监察机关对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享有纠正和撤销建议权，但没有规定具体程序，实际工作中难以执行。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其中规定在政务院之下，各部委之上之外设立人民监察委员会，其职能是负责监察政府机关和政府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人民监察委员会在中央直属各机关、各大型国营企业、人民团体及新闻机构设置监察通讯员，在各级地方政府设置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监察机关派出的监察机构和监察人员，对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调查处理监察对象违反纪律的行为。巡视制度能够减少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当地纪检监察机关相比更具权威性和独立性，利于提高监督效能，实践证明是一项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应当将监察巡视制度作为一种法定监督方式予以规定，实行巡视人员、巡视对象、巡视单位的流动制，一次巡视一次授权。只有以执政党为桥梁，公民的权利保障请求才能与宪法委员会的主观能动性形成合力。

[17] 蔡定剑：《民主是当前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法学研究》2007年第4期，第150页。[53] 夏勇：《中国民权哲学》序，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5页。比如，对于现行宪法中的3个权力无限条款，似可通过宪法解释来处理：（1）关于全国人大行使其他职权（第62条第十五项）的规定。[39] 参见季卫东：《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以对程序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理论的程序化为线索》，《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1期，第126页。

根据《立法法》第99条的规定，启动宪法监督程序的主体有三类：其一，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对监督对象（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因此，宪法委员会成员具有坚定的程序正义理念，是宪法委员会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有学者主张，通过完善行政诉讼机制来实施宪法（参见魏建新：《论我国宪法实施的行政法路径》，《河北法学》2010年第4期。我国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大多数改革措施通常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并且过分偏向既得利益集团。2015年修订的《立法法》在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之外，将法律也列入了适用与备案审查的范围。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

（3）在最高人民法院内部或省级以上法院内部设立违宪审查庭，行使违宪审查权。富强为体，宪政为用成了中国有关宪政问题思考、探求的最为执拗的一种文化性格。义务本位文化向权利本位文化的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国家机构规范的实施从形式上看是宪法的实施，但实质上是违背立宪主义精神的。

第二，纵向分权，下放的权力主要是经济管理权力和部分行政管理权力。关于行政机关的授权规范的实施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有权无责现象。

民主是理想的、日常的政治形态，以违宪审查为标志的宪政制度不过是民主的矫枉机制和补充。既然国家机构规范和基本权利规范都是宪法文本的内容，那么，程序性实施和实体性实施都是宪法实施的方式，但应以立宪主义价值为依归。

以下两组数据表明，我国公民的权利保障请求不仅十分强烈，而且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 群体性事件等体制外的利益（权利）表达方式属于不健康的表达方式，会使社会生产力遭受破坏，应尽量予以避免，唯一的方法是将各种利益（权利）需求纳入体制之内。[10] 我国学者关于宪法实施问题的研究，大致以宪法实施、宪法保障、宪法监督、违宪审查、司法审查、宪法诉讼为题展开。[5] 参见孙立平：《新一轮改革的基本线索》，《商周刊》2014年第18期，第75—76页。[57]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党将依据宪法和法律对国家和社会实行领导，不享有超越于国家和社会之上的利益，党员干部不再享有任何特权，那么，各种政治禁忌也就无所依附了。[24]依笔者之见，后三种理论设计不仅与现行宪法的规定相冲突，而且与我国当下的政治现实相去甚远，难以成为当下现实的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表达形式即所谓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已经呈现出日益频发的局面。

[37] 参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如前所述，这一观念集中体现了民主原则，在违法审查阶段可以为我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提供理论支持。

我国的宪法保障制度是宪法监督。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坚信，实行违宪审查以保障宪法实施应当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可或缺的内容和长远目标。

以上四个条件的共同作用构成我国宪法实施的动力源泉。翟国强副研究员则把我国宪法的法律化实施分为消极性宪法实施和积极性宪法实施（参见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88—91页）。

第二种方式可谓之程序性实施或者积极性实施，包含着权力行为不违宪的最低要求，也存在着背离立宪主义价值的危险，反映了宪法实施的初级水准。在民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宪法的权力制约，权利保障精神逐渐得到认同和落实，宪法自身也不断完善和发展，宪法实施才能逐步进入良性循环。绝大多数的权利请求是在民主体制内得到满足的，借助于违宪审查来保障人权仅仅是较少发生的民主制度失灵的一种例外荷兰学者曼德维尔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人若没有欲望的驱使，便决不会去拼力奋斗：当人们处在休眠状态时，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奋起，其卓越与才能亦永远不能发现。

根据笔者2015年8月5日在中国知网的搜索结果，这方面的期刊论文、博士论文、优秀硕士论文共3115篇。尽管这一制度并未将法律作为备案审查的对象，充其量仅仅是为了实现法制的统一而非确保宪法的最高权威，但还是被个别人士夸大其词地称为违宪审查制度。

[1]实施宪法的重要性不仅无人敢于公开否认，反而总是得到周期性的极端肯定，但宪法与现实生活的疏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使学界对宪法实施状况的认识出现了分歧。总之，只有在执政党的理性指引下，权利文化才能最终形成。

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28]可以用于指称文化对于制度的重大影响。在此过程中，基本权利规范逐步成为宪法实施的重点，不仅列举权利条款得到有效实施，而且宪法中的未列举权利条款——人权条款也成为保障基本权利的依据。

面对权利保障需求暴涨的社会现实，古今版的重义轻利论已经无法为当前的利益冲突做出合理的说明了。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国统区的人权派提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人权理论，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也掀起了人权保障运动，人权理论再度勃兴，但再度被民族解放的口号所遮蔽。减少全国人大代表名额，通过压缩第一线领导干部和先进模范人员的代表人数，将全国人大代表由目前的近3000名降至1000名以内。（3）由于采取非诉讼形态，公民不具有启动宪法监督程序的权利，而只有建议权，具备必要的过渡性。

我国传统文化中流传颇广的重义轻利论实质上是一种义务本位论，与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当代政治宣传是一脉相承的，这是现实生活中人权（权利、民权）理念不彰、权利保障虚化的文化原因。第（二）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二是改革和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主要包括提高直接选举程度，改革多层次间接选举的做法。[49]其二，经济体制改革孤军深入，缺乏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

[25] 按照第一种模式设置的宪法委员会，作为保障宪法实施的专门工作机构，行使《立法法》第五章授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之适用与备案方面的职权，包括： 第94条第1款 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其二，理顺党委与人大的关系。